文化交流研究可提升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上相互理解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19日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传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

  人民网北京4月19日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传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颁发《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回首与瞻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闲谈》。

  刘岳兵认为,中日文化交换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范畴,自民国期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功效和长足的进展。对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概念与方式,出格是对其研究现状与课题进行细致的阐发与总结,以具体事例申明处置好本学科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主要性,对该范畴的研究功效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拾掇等,对于推进该学科的成长具有主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瞻望将来,强调史料的拾掇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仍然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刘岳兵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化交换史,又称中日文化关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的著作,书名虽然叫做“中日文化关系史”,但此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换”或“文化交换史”为题的。其“媒介”开宗明义,指出:“《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这本书次要是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汗青、文化、政治关系的调查和研究。”“交换”与“关系”两个概念虽然有分歧之处,可是正如刘德有所言:“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换史”。无论若何,“文化”、“交换”、“关系”是该研究范畴三个最根基的概念。“交换”,给人的动态感更强一些,如寒暄、流动、流布、移植、影响等。而“关系”,能够是动态的,交换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也能够是静态的;能够包罗如“交换”那样以共时性为起点的彼此或互动关系,也能够包罗通过历时性的比力而得出的成心义的响应关系。这种响应关系虽然不必然都是本然的史实性的“汗青关系”,但其作为研究者所挖掘出来而带有主体缔造性的“逻辑关系”,也能够视为广义的“交换史”的研究对象。“关系研究”与“比力研究”常常是慎密联系的,“比力研究”只需可比性论证得充实,其缔造性的逻辑关系具有谬误性,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史实,作为汗青研究者参与汗青缔造的见证。交换史的视野与深度若是因而获得拓展,如许的比力研究功效是完全配享“文化交换”之表面的。

  严绍璗从比力文学、比力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切磋中日关系与交换史,其力求从理论与方式上有所立异的勤奋,是值得关心的。到21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范畴在方式论上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谓“他者认识”。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要注重同中求异,注重寻求日本“固有精力之地点”,周作人早在60多年前就有过如许深刻的反省。只要“在同中求异,或至得其大异者”,东亚人的彼此领会才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这一思绪,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换,无疑大可自创。

  民国期间的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在其时和此刻的中国和日本都被视为典范著作的,起首当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里更想要提一提民国期间的梁盛志和后来的梁容若,两者其实是统一小我。梁盛志的著作《汉学东渐丛考》(中国留日同窗会,1944年)的次要内容颠末汪茂发拾掇收入签名为“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换史论》,该书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书。从《汉学东渐丛考》之“引言”可窥本书之大要及作者的研究立场无论是从其史观仍是其研究者的勤奋、严谨、谦虚的学风、规范的学术写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进修的。该书除了于史料挖掘、遗物考据方面有其独创之外,且“鉴往知来”,在史迹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种所“信”的依靠在。

  由汪茂发选编的《中日文化交换史论》一书,不只从大处可见著者对中日关系脉络的把握,并且在一些细微处也显示著者深挚的国粹素养。《中日文化交换史论》的出书,还具无方法论的意义,也不容轻忽。汪茂发在该书的《跋文》中充实必定本书的意义,指出:“在中日关系史这一学科作为汗青科学的分支而起步时,本书的出书将作为其标记而载入史册。”同时汪茂发在这里明白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与翻译的关系,其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式论的阐述,也同样将载入史册。他说:“研究隶属于当前政治,而不是学术性的切磋,使过去中国对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换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应,没无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致使前进不快。要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脱颖而出,必需先消弭这种缘由,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主要。同时,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研究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主意:“中日关系史跟其他汗青学科一样,都必需是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的学科,该当有本人的立场、概念,和日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日关系史并纷歧样,结论能够不异,立场和概念却不会分歧。由于如许,过去中国也翻译出书了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不克不及取代我们本人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方面的根基论点,虽然半个世纪来履历的道路坎坷不服,可是我不想,也不会改变我年轻时的论点。”

  然而,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汪茂发在《跋文》中又提到的那样:“学术研究不成能和政治没相关系,学者也并不糊口在真空情况中,因而说要学术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响是不成能的。”他说:“不外总还有人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区别开,在必然程度上尊重和支撑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汪茂发晚年肄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东瀛史学科,1944年就出书有《中日商量年表》,对于丙午(1966)之痛的回忆,从其所记述的“所存图书材料,包罗所有笔记和全数卡片,均已毁于丙午”、“丙午当前十年中,没有可能接近日本书刊”等文字可见一斑。在海峡的另一方,1967年台湾学问界因“梁容若事务”即所谓“文化汉奸得奖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大陆学界虽然很少有人提及,可是由一次学术评奖而激发包罗胡秋原、徐复观等文假名人参与的“中国文化与汉奸”、“文章与时令”、“文学与政治”甚至“民族思惟与汗青文化、国度保存的关系”的大会商,作为一种汗青现象,天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处所。仅就登载在1941年由日本的国际文化复兴会编、日本评论社出书的《日本文化的特质——纪元二千六百年留念国际赏格论文集》上的梁盛志的获奖论文《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而言,能够会商的处所也不少。可是至多有以下几点值得留意:

  第一,无论此次赏格论文搜集勾当的评委是谁,作为其时日本文部省、外务省、谍报局等当局机构协助下进行的一项国际文化勾当,如该勾当的主办方所总结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汇集世界的声音来高呼‘解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力的实践,世界新次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力!”的目标和政果。日本当局不只在1938年发布了《国度总带动法》,带动日本国内一切力量为和平办事,并且力求带动全世界能够带动的力量来为其宣扬日本文化办事。无论给这种勾当涂抹上如何的文化或学术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其办事于侵略和平的素质。

  第二,无论是以何种体例或渠道加入此次征文勾当,文章获了奖、作者领了奖,作者就该当对本人的行为担任、对署有本人名字的文字担任。无论作者的客观志愿若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的结果能够说是办事了那场侵略和平。若是没有这种觉悟,至多能够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从该获奖文章中言及“通晓(中日)两国言语文章的人每日增加,著作者一旦拿起笔就会当即影响两国关系,对此要若何以虔敬之心处置才好”来看,作者在其时该当是具有这种觉悟的。就是说,作者其时是认识到本人的言论的结果的。当然,即便如斯,我们也要对获奖文章本身进行阐发。总的感受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华为世界文化”、理解“扶植东亚的新次序”的前提下,从文化交换的角度对中日两边提出了奉劝甚至攻讦,以至对“日本人在私糊口及社会上都有次序、政治上公明这些方面少少影响到中国”暗示可惜。其对日本在接管中国留学生的立场与轨制上的攻讦、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缺乏汗青素养因而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仅仅逗留于概况的攻讦,以及对中国人在日本研究与理解方面缺陷的攻讦都很有针对性,在此刻看来以至也不失其开导意义。可是,这曾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近代中日关系很是复杂、敏感,在这一研究范畴,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如斯,不克不及不隆重处置。作为研究者不克不及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20世纪80~90年代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程度,能够由两套在日本学界也惹起了很大反应的丛书来代表。这就是80年代末在东京六兴出书社出书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汗青”丛书和90年代在中日两国别离出书的十卷本“中日文化史交换大系”。前者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书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划一雁阵,飞越中日汗青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换史上一道值得留念的风光;后者由中日两国粹者配合编纂、撰写而成,因而“文化交换”的意义与形式,能够说表现得愈加充实。

  新世纪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盛况,表此刻通史性著作、史料拾掇、文献学研究及各类比力研究与专题研究都功效斐然。严绍璗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在其小我而言,积20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只能够成为他的“墓志铭”,并且在中日文化交换史的文献学研究范畴中也简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许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范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若何使其愈加完美和丰硕。可喜的是,这种完美的工作曾经起头有人在切切实实、扎结实实地做了。好比黄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档教育出书社,2011年)就特地有一节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散曲戏曲部门正误”。黄著对《书录》第三册中的“散曲之属”与“南北曲之属”进行复核,发觉不少问题。其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方式和立场,不只对于我们完美和丰硕这个里程碑而言,就是对一般的文献学、书志学,进而一般的汗青研究而言,也具有主要的指点意义。

  近代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秋,2012年出书了一本《东亚汗青比力研究》,该书的媒介《汗青比力研究的意义和方式》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很有遍及的指点意义,值得一读。他说:“汗青的比力研究并非随便把两个汗青现象拿来就能够作比力研究。它必必要遵照可比性的准绳,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条理的汗青现象才能够作比力,比好像样是鼎新、革命、农人和平,或同样是政治家、思惟家、军事家等,或者至多是比力的两边之间具有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而在使用汗青比力研究方式时,一般起首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别离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和底子属性,再比力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汗青现象之间的联系、素质和纪律。”“东亚列国的汗青既有很多配合性,又有不少差同性,还有不少联系关系性,从中能够找到大量比力研究的课题,并且也是东亚列国文化学术成长以及政治、经济、交际、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火急需要。”这些话,简明简要,曾经把事理讲得很通透。

  2014年9月24日,国度主席习在人民大礼堂出席留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结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揭幕式并颁发主要讲话,指出:“人类曾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度、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类文明交换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类文明交换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愈加斑斓、列国人民糊口得愈加夸姣的必由之路。”强调“准确看待分歧国度和民族的文明,准确看待保守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需把握好的一个严重课题”。与文化交换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国度社科基金严重课题中的比例也在增大,但愿大课题可以或许真正呈现大功效。

  在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范畴,近年出现出了不少优良的功效,此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称道。

  第一,是2006年由中日两国带领人就启动中日两国粹者之间的配合汗青研究告竣共识之后,两边组建了研究团队起头进行研究,就所确定的配合研究标题问题,互换看法,充实会商,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发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演讲。这份“按照当局间和谈配合进行汗青研究的功效”于2014年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和日本的勉诚出书社出书,其意义如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言:“关心中日关系成长的读者能够同通过两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阐发比力,愈加深切到汗青问题的深层,使得两边在汗青认识问题上的彼此理解获得提拔。”相信这两卷研究演讲(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只对于推进此后中日彼此理解具有扶植性的意义,而这一事务和文本也为交换史和比力研究供给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湾大学传授徐兴庆在出书了材料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台北:台湾大学出书核心,2004年)和专著《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布的世界》(台北:台湾大学出书核心,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的鼎力协助下,组织大陆和台湾学者从2012年起头实施“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查询拜访”打算。据报道称,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该馆举行的史料查询拜访演讲会上发布了所发觉南明政权鲁王1653年给朱舜水的敕书。作为此查询拜访打算的功效,曾经出书了两册《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即第一册《朱舜水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3年)和第二册《德川光圀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4年),而且以徐兴庆和辻本雅史为义务编纂在2014年9月刊行的《季刊 日本思惟史》第81期出书了题为《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的学问》的特集。这些材料与研究功效不只对于鞭策中日文化交换史具有主要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换的贵重见证和严重收成。民国期间梁盛志攻讦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详略失宜”、“择焉不精”,且谱中对很多“留意舜水现实者所欲之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略未涉及”,并阐发其缘由在于“作者于其著作之传播,未事考索,仅据最晚出之中国刊本,则亦未审也”。最初在文章的结尾感慨:“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凭藉乃如是窘蹙,亦可异也。”朱舜水,这一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范畴中备受注目的人物,颠末几多代人的勤奋之后,其新的全集与年谱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联想到,这一范畴中还有几多雷同的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勤奋挖掘。

  现实上,笔者是不太同意轻言交换或比力研究的。由于交换或比力涉及的对象就不止一方,特别是两个分歧的国度、文化之间,以至东亚或更大范畴的交换、比力研究,若是不将关系各方都搞清晰,所见就容易流于概况,比力也难以深切。特别是打开中日两国的汗青,里面具有着太多貌同实异,也具有着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点滴,若是没有沉着的理性和足够的定力,以至健康的心智和温厚的涵养,就擅议交换、比力,往往容易剑走偏锋,以至误入邪路。因而,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拾掇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晰了,事理究竟天然会大白。挖掘未知史实的主要性自不待言,辨析很多常识中的史实性错误,尤为不易。澄清史实本身,当然不只需要“与史料肉搏”的考证的硬功夫,也可见“著书者之心术”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载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能否已盲目或不盲目地为某种外在目标或现成理论所动,不成不不时自省。至于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不足,要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切的阐发,大概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如台湾地域、日本以至西方学界的响应情况——来比照察看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工作在这里只能留作前景瞻望中的课题了。

  在瞻望前景的时候,笔者想到的起首仍是沉潜下来,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相互的原典。请答应抄录一段中日文化交换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周一良的警告,来与大师共勉。他如许说:

  “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度关系的汗青或者文化交换的青年,我感觉该当具备一个先决前提,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可以或许对两边更好)的汗青或文化具有比力深切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如许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环境下,再来切磋这一国和另一国的汗青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换、彼此影响,才可以或许比力具体深切,言之有物,才能摸索出彼此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纪律性的工具。……若是不深切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汗青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换,生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就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人民网国际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小我概念。如需转载,请说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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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常红、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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